声明

关于前几日转的“女权主义”的文章，仅仅为搜罗资料，并不代表本人同意文章观点，本人旨在学习研究两性之间更多的哲学、社会、政治的关系。

女权主义不是两性战争

2006年12月02日 08:15:05 　来源：环球时报

●女权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运动之一

●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男女不平等问题

●女权主义激进派的观点被媒体夸张和传播，使许多人误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等

●在不少人看来，女性主义是性别斗争的代名词，即女性将男性打倒，这是对女性主义本意的歪曲

编者按　最近，女权话题备受关注，本月29日恰逢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本报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银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胡传荣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博士就此话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讨论。

有多少女权问题解决了

胡传荣：最近一年，女性频频亮相世界政治舞台，默克尔当选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理；利比里亚出了非洲大陆的首位女总统；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的韩国出现了女总理，而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国中期选举也产生了众议院的第一位女议长。由此，许多人惊呼女权主义运动到了新高潮，女性掌控的世界即将到来了。

李英桃：经历了19世纪中叶争夺选举权、教育权为主要目标和20世纪中叶消除两性差别为基调的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之后，女权运动发展再次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过，与两次浪潮相比，当前的国际女权运动虽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具有震撼力，但已经在前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将运动推向纵深处，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了先辈们可能根本无法预想到的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权利，好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并逐步在实践中得到基本解决。但在微观层面上，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妇女贫困、识字率、暴力侵犯等等。

李银河：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女权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运动之一。以前，妇女仅仅只是为了追求一些平等的、应有的地位，比如，选举权、教育平等、社会尊重程度等，但现在女权主义已成为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女性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另外，当代女权主义思潮也向所有现存的范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包括知识基础、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等等。以妓女为例，在以前，男女老少都唾弃妓女，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改用了“性工作者”一词，不少国家也成立了相关组织和制定措施，保护性工作者，包括前段时间，我国东北某市为防治艾滋病，为性工作者举办讲座，并向她们免费发放了安全套。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卖淫问题的本质是贫穷，不能只靠严厉的法律来一举解决，加强道德教育，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来解决才是关键所在。这种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同样出现在许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一夜情、同性恋等等。因此，整体感觉，女权主义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又一个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李英桃：当前的女权运动呈现三个方面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女权运动进入了多样性、多元化的时代，允许各国妇女运动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二是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不总是同步的。日、韩等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妇女地位并不尽如人意，而在纳米比亚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妇女参政比例却相对较高。三是不能仅看妇女地位绝对值的提高，还要认清妇女相对于男性的地位问题。比如，北欧等国女性从政比例较高，但这些国家许多男性并不想从政，而是去从事更赚钱、更有地位的工作了。

到底什么在阻碍女权运动的发展

李东燕：女权主义也有另一面，让我先讲两件事情：一是去年哈佛校长萨默斯因其“女性很难成为科学家”的言论被迫辞职。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女权问题似乎与主权问题、种族问题、人权问题一样，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道德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言论自由或者可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从国家到国际组织，谁都不会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表示公开反对，即便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大概也抱着一种“好男不和女斗”的态度。

第二件事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夫人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当她对曾做过小学教师和图书馆管理员工作的布什夫人表示不屑的态度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广大选民认为她歧视家庭妇女。尽管她一再道歉，但连民主党也承认，克里夫人的态度对其丈夫的选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使我们看到，如今，人们对各种激进女性主义及各种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言行可能更宽容，更习以为常。但在全球范围，人们似乎除了对保障妇女基本人权和不歧视女性原则能有一个基本认同外，对妇女到底应该有哪些权利，应该得到怎样的尊重以及应该如何定义和实现“两性平等”这类问题，仍然有非常不一致的回答。例如，女性主义者“谴责”联合国是一个“男人的组织”，建议秘书长选举要考虑性别平等，但问题是制定怎样的“平等”程序才能产生出一个保障两性“平等”的结果。

李英桃：这也让我想起今年初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州长竟然签署了反堕胎法案，后来，全州公投，以微弱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可见，女权运动在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男权回潮”。不过，“男权回潮”不是什么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只不过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不同力量对比的消长，会产生不太相同的影响。

胡传荣：这是阻碍女权运动发展的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女性在贫困人口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执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更加剧了她们的困境；发达国家新保守主义的上台使女权主义者受到攻击。国际社会通过的有关实现男女平等的文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不少国家建立的旨在推动男女平等的政府机构形同虚设，这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李东燕：在不同国家，在不同宗教、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男女平等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制约男女平等的因素自然也不尽相同。在我看来，女权的发展障碍有三点：第一，在尚未摆脱贫困的地区，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生活的窘迫，是女性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主要原因。如果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他们显然会选择男孩子。那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谈不上维护妇女的基本权利。第二，传统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一些极端原教旨性的宗教，仍然妨碍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妨碍着女性追求平等权利，这不是轻易能改变的。第三，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男女不平等问题。20年前我找工作时，一些单位的人事部门就说不愿意要女生，尤其是女研究生，因为她们会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情。现在仍然是这样。面对同样的机会，女生只有比男生做得更好，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市场化、私有化助长了唯利是图的竞争，削弱了政府的干预，加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业已制定的保护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的规定得不到遵守，或被大打折扣，私营企业侵害女工权利的行为屡见不鲜。

女权主义在中国被丑化了吗

李英桃：“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两个词，大家刚才是混着用的。这当然是英文feminism的两种译法。但现在大多数人却常用“女性主义”一词。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女权主义常常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究其原因有四点：一是女权主义激进派的观点被媒体夸张和传播，使许多人误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等；第二、女权主义起源于欧美。几十年前，中国舆论批判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三、男性中心主义者不愿意失去男性既有的统治地位。他们常常举男女等候电梯的事例来嘲讽女权主义者：如果男性先按电梯按钮让女士先进，女权主义者会说，这是贬低女性的能力,女性连按按钮的能力都没有吗？如果自己先进电梯，女权主义者会说，不讲“女士优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些显然是对女权主义机械主义的理解。

当然，不仅仅中国不少舆论和男性中心主义者机械地理解女权，就连女权主义激进派本身也非常机械地照搬理论到现实。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年代，一些女权主义的激进派讲求所谓“胸前平等”，把男女的生理差异平等化，自然受到许多人的抵制。而在家庭内部，激进派也机械地运用理论，甚至无故挑起两性战争。实际上，这些都与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男女平等目标相悖。二十多年前，美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就曾经组建了一些权力平行的、内部没有等级制的团体，结果这样的团体并不能有效地工作。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反思，其追求平等、反对等级制的目标如何与现实中对某种等级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银河：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近百年来，经历了数次革命，中国女权的发展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快。如今，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它只讲策略，不讲战略；只讲具体，不讲抽象；只讲个人快乐，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比如，她们用平行思考方式，把强势者摆在弱势地位，例如尝试说“四海之内皆姐妹”、“张玛丽先生”、“我们天上的母”之类的话语。她们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只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点事来改变它，也希望通过写作表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她们会在公众场所遇到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笑话时说：我不认为这个很好笑。她们也敢于使人感到不舒服，敢于发问：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是男人？为什么男人不分担家务？

胡传荣：在中国，女性主义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在不少人看来，它是性别斗争的代名词，即女性将男性打倒，确立自己的至尊地位，或是让男性都变得娘娘腔。也有些人把女性主义看成是旨在培养贤妻良母的理论。国内偏重于就事论事地谈论女性主义，而没有将它同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女权思潮与整个社会思潮通常处于疏离状态。如今，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看，似乎遇到了新问题，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了一部分人陷入了道德真空，某些人看似打着女性主义、性解放的幌子，其实上是某种道德虚无主义，是对女性主义本意的歪曲，实际上伤害了某些女性。因此，如何确定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当务之急。

李银河：在我看来，这至少可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差的女性参政问题，女性参政都有明文规定，女性必须达到多少比例。如果没有这个比例规定，女性参政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还有，我们社会各大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女性比例也偏少，难道女性真的缺乏管理人才吗？另外，女童失学问题；大学女生比例、女性就业机会、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流产女婴、杀害女婴、遗弃女婴问题；女童营养较差的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男性不分担家务劳动和女性工作家务双重负担问题；社会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各类传媒中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等。

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本次讨论由王文主持、整理。）

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

在女权主义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184）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权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权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上述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每一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的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作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11）此外，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Lacan ）和德里达（Derrida）。
　　　　一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14）对此，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大型理论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是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父权制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人的位置。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丹尼•贝尔用语）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人”、“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
（二）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180）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exercised）而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而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Bazilli，20 —21）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anti —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提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权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后现代女权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它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它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
（三）关于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观点。 福柯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normalisation）及惩戒凝视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
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权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妇女。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权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愉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191）
（四）关于身体（body）的思想。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 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
前文曾提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Annie Leclerc）看来， 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这样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采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身体快乐）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303）
（五）关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前者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后者则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权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
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做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Freud ian essentialism）， 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重视。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不赞成力比多（性动力）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bisexual）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二
后现代女权主义自出现以来就遭到各种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postpolitical）倾向，批评来自女权主义运动内部。 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刚刚成为她自身权利的主体之时，后现代主义就剥夺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权利。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Brodribb，45—46）这一质问颇有深意——女性一直被当成历史的被动客体，正好在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想作历史的主体可还没有作成之时，主体竟被否认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这里有一点阴谋的味道。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坐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
传统的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还在于对身分认同和对主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的和变化的，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并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这类词汇，会于无形之中加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与生俱来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实际上，“女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权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争取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毁弃了学术上的许多重要分类，解构了女权主义的政治活动。她们提出，如果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那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学。男女两性的分类是政治学已经确定的分类，对两性分类的批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可能性？认知的无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经被理解为政治学和政治信仰的终结或消解，女权主义在这场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仅仅对那些有权的人讲话，或者就干脆什么也不讲。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所在，忽视了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而这些真实的身体是能够产生道德与政治上的压迫的，例如暴力和强奸。强奸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而且丧失在现实中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适用的宏观理论不复存在，实践和经验该怎么办？女权主义运动应当设定什么样的政治目标？
（二）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指向其认识论。不少女权主义者难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性别、种族、阶级这些概念的作法，而主张代之以丰富其内涵。后现代主义使一些女权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它对过去那些激烈论争的问题的全部假设和框架都作了重新解释。在公众的心目中，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和妇女运动的思想渊源是启蒙主义话语，其中包括权利、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等，直到最近，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妇女运动的这一认识论沿革才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为女权主义带来的最大威胁首先在于它对单纯知识的威胁，就是那些人们已经接受了的简单理论，那些能够告诉人们如何为自身的利益去行动的理论，那些过去女权主义一直简单接受下来的话语，如自由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启蒙主义等等。人们过去简单地接受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以为它是普遍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这种价值中立是对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对研究的主体而言，即研究者是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对研究的过程而言，即研究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发现对象的真实情况。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就都是不可靠的了。
批评者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相信意义是多元的和非确定的，假如你清楚明白和令人可解地写作，那么你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一个人必须二者择其一：或者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而放弃女权主义；或者完全拒绝这一立场。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就必须抛弃女权主义，服从于那个有害的、不友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哲学。
她们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标榜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批判，而这一点恰好同女权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共鸣，所以能够引起女权主义的好感，可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波伏瓦的著作就是基要主义的（foundationalist），是建立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之上的，因而是应当被否定的。否定波伏瓦也就等于否定了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
（三）不少女权主义者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男权意识这一角度来批判它的。这种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对男性的意识形态缺乏分析批判，简单地接受了福柯、德里达、拉康这些人的思想，甚至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认为，她们还是在使用男性的话语，好像不使用男性话语的女性就要受到惩罚；好像女权主义的理论也必须从男性理论中推衍出来，并不是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新知识。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主义是父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例如福柯最喜欢的作家是尼采和萨德（Sade）。虽然福柯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对性的“自然秩序”表示质疑，但由于他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异性恋霸权对女人的伤害。她们还批评福柯在强奸者（男人）和被强奸者（女人）之间，是为前者辩护的。总的来说，她们认为福柯基本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androcentralist）。
有批评者认为，虽然福柯的身体论可以帮助女权主义克服本质主义和生理主义，但是福柯对性别的决定性影响注意不够。此外，他把人仅仅视为“身体”，对个人其他方面的经验过于忽视。还有人批评福柯只强调自我，忽略了他人，好像个人是孤立的。福柯虽然讲到权力和知识的统治致使身体受到制约而成为驯服的身体，但他从未直接提到过“男性统治”这种状况本身，他所讲到的权力总是针对着所有人的。此外，当福柯讲“身体”时，没有把身体分男女，而男女的身体是有区别的，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女人不仅同男人一样，受到对身体的种种禁制，还要去刻意追求正确的尺寸和体形；如果女人不够驯顺，就会失去男人的宠爱和亲近，会失去获得后代的机会。这些问题从未进入过福柯的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失。
福柯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十分奇特，他仅仅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女人在同男人的关系中处于生理上的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他从未研究过妇女问题，只研究过自我的性别认同。他认为，性别认同不应当成为自我的基础；性实践也不应当成为权力统治的对象，这一权力包括去为性下定义、命令它和为它分类的权力。因此，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福柯之所以受到女权主义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侥幸，因为他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这种注意的事并不很清楚。他不像同时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关注的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那样直接讨论过妇女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福柯式的女权主义（Foucauldian feminism）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既赞同福柯又是个女权主义者。
但另一些人却反驳说，福柯式的女权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二者确有相吻合之处，福柯关注的许多论题都与女权主义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例如，女权主义者和福柯都看重文化而不看重自然；二者都十分重视性的质量和行为规范；二者都把性的问题视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二者都把政治的领域扩展到了与个人领域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上来；二者都批判生理决定论和传统的人性论，二者都怀疑人文科学中隐含着统治的现代形式；二者都不把知识的增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是指出，随着知识的一些特殊形式的增长——如医药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微妙的社会控制机制；福柯向“性别是自然的”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女权主义亦如是。
比较温和的批判者提出，对后现代主义应当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一部以《反对福柯：福柯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标题的论文集中说，女权主义反对福柯的武器之一就是他对知识和权力的性质提供的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关于现实与真理、因果关系、自由与体制的关系这些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史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想法。正是福柯使女权主义开始怀疑这些一向以为是真理的东西。福柯并未直接向女权主义挑战，其本人似乎还同情妇女想要改变目前权力关系的欲望。由于他的著作对于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权主义政治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女权主义应当特别注重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参考文献　Bacchi,C.L. Same difference,Femin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Allen and Unwin,1990.　Bazilli,S.(ed.) Putting Women on the Agenda,Ravan　Press,Johannebury,1991.　Brodribb,S.　Nothing Mat(t) ers: A　Feminist　Critique　ofPostmodernism,Spinifex Press,1992.　Coole,D.H.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From　Ancient　Misogynyto Contemporery Feminism,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Kourany,J.A.et al.(ed.) Feminist Philosophies,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92.　 Martin, R. "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Foucault,October,25,1982"in Martin,L.H.etal.(ed.) Technologies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Amherst: 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　Ramazanoglu,C.(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3.

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姚建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看法是，争取选举权的妇女是英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并且英语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suffragette）专指这些20世纪初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开展斗争的妇女团体的成员。如果联系世界，尤其是英国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史的实际来看，上述看法实则大谬不然。

尽管岁月的流逝曾经遮盖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光辉，但也正是岁月证明并捍卫了她的远见卓识与光辉：她不仅是英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更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

这个出生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叶的英国女人，为什么在两百多年前就具备了超越普通妇女的远见卓识，并最终成为现代女权主义先驱的呢？这个先驱为什么在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寂寞无闻，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尤其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却又成为了人们谈论和研究的焦点之一呢？如果我们顺着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必定会对她获得较为真切的认识。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出生于英国。玛丽出生的年代，启蒙主义正光芒四射，浪漫主义运动接踵而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遥相呼应。这是一个风雷激荡，思想活跃，人文主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个体权利愈加受到尊重，主体意识日益觉醒的时代。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这些思想在欧美社会广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至少在口头上成为大家的普遍追求。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的感染与熏浸下，玛丽逐渐成长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玛丽就开始抗议反叛女性的传统社会地位，最直接的诱因是她目睹了乃父对母亲的辱骂、暴力、专横等种种虐待。其父是一名边远地区农场主贵族，又是酒鬼兼赌徒，每当他喝得烂醉或输红了眼回家，总忘不了拳脚交加“问候”妻子，呵斥与辱骂更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家中重男轻女思想也相当严重，男孩子在家中的地位明显要比玛丽三姐妹优越。这种家庭暴力与不公平在小玛丽心目中激起了强烈愤怒与抗议。为使母亲免遭毒打，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父母卧室外睡觉，一旦有异常情况，她便警醒地冲入，把母亲从乃父的老拳之下拯救出来。

恶劣的家庭环境使玛丽小小年纪就决定今后要独立，决不希望母亲的遭遇在自己身上重演，并发誓不打算结婚。处身今日社会，这些想法当然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是请想一想吧，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一般女性对男人都是逆来顺受，上层社会的妇女无论家道中落到怎样地步都不敢想象外出工作，独立精神、自由人格离英国女性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所以玛丽上述思想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追求解放、平等、独立自主的时代思潮与家庭丑恶现实的相激相荡，使玛丽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超常的远见，她还用实际行动来践履自己的追求。

在十九岁时，她获得了一份付费工作：在南安普顿温德瑟尔的巴斯做多森夫人的女伴。经济上的初步独立进一步坚定了她当初的决心：

永不结婚。在她看来，婚姻赋予男人对妻子、妻子的财产、他们的孩子的法定所有权，妇女没有离婚的自由，即使婚姻再不幸也如此。妇女把美好婚姻和绕膝的孩子看作人生最高的追求乃至理想境界。这种普遍的社会不公平在玛丽看来无异于女性的灾难，她决心起而反抗，并以笔为旗，大胆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唤醒自己的同胞。

她的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反叛行动就是把自己的妹妹伊莉莎从一桩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来，半说服半胁迫地使伊莉莎在含泪吻别孩子之后悄悄地逃离夫家。这次拯救行动使玛丽再次意识到，对妇女而言，要保持独立自由地位，唯有一条路可走——不结婚。

她们姐妹俩，加上伊娃瑞娜和范妮·布拉德1784年在纽温顿格林成立了一所学校。她认为，妇女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思考问题，也才最终谈得上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大堆的嫁妆并不能保证妇女的幸福与自由。尽管因经营不善，学校两年之后被迫关闭，但在纽温顿格林期间，玛丽有幸与当地激进分子理查·普莱斯（Richard Price）成为了好友。后者是男人团体“合理的新教徒”的领导人之一，他著有《关于道德的原则性问题的评论》等几部颇有影响的书，在书中他争辩说，“应该凭个体的良知和理智做出道德选择”，普莱斯也激烈反对基督教关于原罪和永久惩罚的传统观念，其组织因此被国教徒指责为“无神论者”。身为国教徒的玛丽被这些激进的言论深深吸引，在普莱斯影响下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并在普莱斯家中结识了包括自由出版人约瑟夫·约翰森（Joseph Johnson）在内的其他主要激进派人士。在约翰森的要求和鼓励下，玛丽写成《关于少女教育的思考》一书，除了把以前关于妇女教育的观点系统化之外，她还猛烈抨击传统教学方法。几年以后，玛丽回到伦敦，成为“新型妇女中的第一个”，当了一名全日制作家和妇女儿童问题方面的编辑，兼做翻译，亦写评论，并帮助约翰森创办了《分析评论》杂志。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政治从不感兴趣的玛丽，被革命的思想和它引起的改良所鼓舞，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开始相信人性的改善并非天方夜谭。普莱斯发表布道，热情赞扬法国大革命，向英国人民鼓吹他们也有权力赶走坏国王。爱德蒙德·伯克对此深感恐慌，写下《对法国革命的反思》拥护君主专制的世袭权。

伯克的保守、反动，以及对普莱斯的攻击令玛丽大为不满，她很快写出《对男人权利的证明》予以坚决回击。这本小册子不仅大胆肯定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保护和捍卫了普莱斯，而且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如罪恶的黑奴贸易、游戏般的法律和穷人的悲惨境遇。

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其他著名激进思想家，如潘恩（T．Paine）、布莱克（William Blake）、戈德温（William Godwin）等人极大的关注。

1792年玛丽出版了她最重要的著作《对妇女权利的证明》。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抨击了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中的教育限制，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认为男人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是一体的和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更要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激起了广泛争议，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是相当革命极其前卫的，甚至令其同路人也大为震惊，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玛丽首次使妇女的权利成为一项事业。尽管她关于“人类的一半的公平”的要求过于革命，但仍在激进者和受过教育的妇女中赢得了追随者，不少女性从玛丽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与力量，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前途与命运。玛丽在促成把妇女看作重要社会力量这一潮流中获得了成功。

正当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连同她的作品和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之时，玛丽的人生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我称之为“先驱的自我偏离”，而且正是这种偏离，曾一度损害了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声誉，动摇了她在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

原来在1790年晚些时候，玛丽违背了自己一贯坚称的性别独立，迷恋上了亨利·弗塞里（Henry Fuselis），一名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画家和有妇之夫，两年之后被他抛弃。前往巴黎散心的玛丽，遇上了放荡的美国边民伊麦利（Gilbert Imaly），他们生有一女，取名范妮。

玛丽据此要求伊麦利做出更认真严肃的承诺，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痛苦万分中曾于1795年4月、10月两度自杀未遂。此后开始同英国著名小说家哲学家戈德温交往，1796年7月，两人在圣潘克纳斯教堂喜结秦晋。但他们的结合遭到了很多人的讥嘲：首先因为它违背了玛丽自己的宣言和主张，其次玛丽曾一度以“伊麦利太太”而为人所知，而当时的妇女是不能离婚的，这种事实上的重婚引得保守派人士大为惊恐，他们四处排挤这对夫妇，但朋友们则称他们的结合是“现存最特别的已婚夫妇”。

在等待腹中小生命降生之际，玛丽开始创作半自传体长篇小说《玛丽娅》。1797年8月30日玛丽临盆，由于胎盘错位，不得不进行手术，尽管平安生下一女婴——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雪莱夫人，但不幸的是因为手术感染，玛丽因产褥热于同年9月10日离开了人世。一代女权主义先驱就这样走过了短暂而曲折的一生。

从表面上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表现出的自我偏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背离了她当初关于婚姻和自由的主张，但这种偏离又何尝不是对其思想主张，以及女权主义精神本身具体生动的阐发和实践呢？玛丽的敢爱敢恨，勇于追求个人幸福，不正是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强有力的表征吗？同时，玛丽遭受的误解、非议也实实在在地揭示了妇女解放的艰难，并从侧面给后人以启示：妇女解放固然不易，但是极端过头的口号、主张，恐怕也是妇女解放运动作茧自缚的重要原因。玛丽的经验教训值得那些至今仍在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奋斗的人，尤其是女人记取——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不是以女人拒绝人生应有的幸福为前提的。

《中华读书报》

女权主义的发力与乏力

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04年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10月19日，英国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凭借同性恋小说《美丽线条》摘得布克奖。女权主义与同性恋群体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与暗夜，但她(他)们在2004年几乎同时得到世界文学大奖的关怀与重视，耶利内克与霍林赫斯特的作品显然会在全世界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她(他)们的获奖，使我联想起女权主义与同性恋题材小说在中国全然不同的生存处境。

国内，愿意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并将女权主义付诸于行动的作家与评论家少得可怜，而愿意让小说涉及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家也不多。女性作家对同性恋题材似乎更先知先觉，像王安忆、林白、陈染、安妮宝贝、棉棉等女性作家书及同性恋情时都是非常隐晦含蓄。有趣的是，《北京故事》(后改编成电影《蓝宇》)的作者灵慧竟然也是女性……这种模糊不清的立场与姿态，说明女权主义与同性恋群体，在中国尚属弱势群体——写到这里，当然，女权主义仍然是我行文的重点。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名词进入中国之后，早已经过改版再包装，Feminism的中国名字叫女性主义，四平八稳，中庸保守，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生怕激怒男性。如此翻译Feminism已经显示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起跑动作相当缓慢乏力，而与社会运动基本脱节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显得衣裳单薄。女性主义在中国行事如此谨慎，她们还是难逃被妖魔化的命运，连一些长期从事女性主义研究与创作的学者与作家也开始转向了。即便如此，一些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仍然坚守自己的第一经验——女性意识。比如说林白。

《十月·2004—寒露卷》登载了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这是一部隐含高度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新的可能性，她必将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为什么要踏遍千湖之水，为什么要记下她的述说，是谁轻轻告诉，世界如此辽阔。”由个体经验的叙事走向为沉默的大多数叙事，写作的途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要克服的，当然是作家自己的经验与语言优越感、对纸上世界的过度迷恋，还有对作家话语权的克制与收敛，与此同时，要学会舍弃同情、怜悯等高高在上的情绪。当作家做好旁听的姿势之后，又要巧妙地引导沉默的大多数用她们自己的语言讲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在这样的场景中，作家与闲聊的妇女们开始平等对话。在本质上，双方都是相同的，没有谁高，也没有谁低。在交谈中，她们互相影响彼此改变。叙述主角是妇女们，但作家并没有冷漠地置身事外。闰土的木讷后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和内心世界，民间从来都是一个辽阔而充满生命力的隐秘世界，作者在沉默的大多数与不沉默的极少数之间开设了一条精神通道。

林白从《玻璃虫》开始进行不同创作风格的尝试，直至《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都在旁证，她的创作不断蜕变，越变越美丽。我已经在期待并想象，她的“个人三部曲”之第三部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外？

本月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女作家是海男，《作家杂志》之长篇小说秋季号女作家专辑头条刊出她的《情妇》。看得出来，海男仍然坚持用她自己的命名方式与经验执着地介入妇女命运的叙事，叙述吴竹英、陈琼飞、姚桃花三代女性的性别遭遇。而阿三的《成长如吠》，通过一只宠物狗道出狗生哲学，写得肆意畅快之余，却又少了些克制，属于写得聪明过头的作品。闫红笔下的《刘有余离婚记》则深入了一波三折又含混的感情世界。黄咏梅的《一本正经》、秋尘的《九味归一》、刘季的《清江浦》也于《钟山》长篇小说增刊2004年A卷刊出。看上去，林白其实并不寂寞孤独。除了性别均为女性之外，评论家已很难用一个固定而狭窄的概念圈住她们的创作风格。个体的个性早已飞上枝头，目光更高远。

但在女性作家重视自己的性别经验与性别意识之际，我们无法忽视另一种曲解女性主义的流行符码。比如说全国人民的除夕大餐——央视春节晚会，其中一些耍宝似的小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女人收缴男人私房钱的动作越来越仔细越来越变态，男人“红杏出墙”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弱，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似乎已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意识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视觉上的女权主义虚假繁荣，并在一阵阵哄笑声中将两性关系推向了一种极为不堪且猥琐无比的高潮。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符码基本掩盖了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偏低、经济实力总体不济、精神与身体诉求被压抑的普遍真实。女权主义或者说女性主义想要在这些普遍而强大的流行文化符码中破茧而出，需要持久的勇气和耐心。

一个人的发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乏力的，但如果无数个个体都发力的话，终将突围而出，女权主义也不例外。

如张念所言，女权主义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力求众生平等。

（责任编辑:沙白）

闲聊西方女权主义

谐和（发自加拿大）

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了解大多数是从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得来的，伍尔芙，莱莘，杜拉斯……这些人的文学作品，使我们对西方女权主义有了一个方面，但是也是非常片面的方面的理解。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批"女作家"们以这些人作先锋，于是，出了一批象卫惠，棉棉，乌鸦，春树，和某些用生殖器写作的"女作家"和"女诗人"，以此标榜她们在中国擎起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大旗"，其实，也就沾了一点皮毛而已。

翻到一些关于西方女权主义的东西，和大家分享一哈，说错的，帮我纠正。

西方女权主义分三个阶段：1。第一代女权主义 (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2。 现代女权主义( 20世纪初至60年代) 3。后现代女权主义 ( 20世纪60年代至今)

1、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代表人物是英国的HARRIET TYLER MILL。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对以后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有很大影响，这一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易仆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恐怕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象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

2、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从新排队，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也各树大旗，风起云涌。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分道扬镳成为以 KATE MILLET， CATHARINE MACKINNON 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 JULIET MITCHELL 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的在物质上的地位。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却是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美国的凯特。米丽特在她的"性政治学"( 1970年)一书中第一次引入"父权制"( PATRIARCHY)的概念，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她们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男人是胜利者，女人是失败者；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女人是关系取向者；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上，女人的快感则体现在全身各方面；男人只注重结果，女人则注重过程……等等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受到以后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后话。不过，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尤其是激进和自由女权主义对"性解放"的诉求，对一批女权主义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弗吉利亚。伍尔芙和莱莘等人的作品虽然有后现代的痕迹，可是基本上是这一时期女权主义在文学上的代表。我想，国内那批"女作家"，模仿的也是这几位。再加上个杜拉斯和米兰·昆德拉。

3、后现代女权主义 ：

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她的产生大概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由于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爱滋病流行，于是人们反思：社会值不值得为性解放和女权主义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另一个因素是，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占据了政府企业学校传媒的领导地位，当了老板，男人们惊呼：母鸡打鸣了！女人也开始怀疑：还会不会生蛋？于是，后现代的女权应运而生。

如果说第二代的"现代女权主义"重实践，则第三代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重视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浓厚。

先来说"性"，这是时下国内那些"后现代"女人们模仿得最起劲的。后现代女权对现代女权的反动在于，她们否定了第二代女权主义者将女人和男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再不提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而提倡男女的"阴阳合一"，她们否定"妇女""身体""父权"这样一些概念。美国的JUDITH BUTLER 在"性别的烦恼"等书中说，性别是社会的而非天生的，身体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这使我想起卫惠"上海宝贝"里那一中一洋的两个男人，以及卫本人和他们的关系。法国的MONIQUE WITTIG更奇特，她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她主张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这种彻底的从社会地位到生理地位都平等的论调，完全打破了"男性的语言"。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主张"以往的女权主义者是用男性的语言说话，现在我们要用女性的语言说话。"ANNIE LECLERC 在她的书中写到，这种女性的话语就是"我女性的肚子，阴道和乳房的快乐，它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感觉的快乐，而是一种令人沉醉，男性难以想象的肉体快乐。"啊，我突然明白，以前在网上见过一些用中文写"诗"的"女诗人"，她们那些"肚子，阴道，乳房"的"诗歌"原来是抄袭这位安妮小姐的！

后现代女权在"性"方面不再追求第二代女权主义要求的性夥伴数量，而更讲究质量，也就是说，与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滥交，不如和同一个性夥伴快乐的从一而终。这不啻是对60-70年代性滥交，离婚单亲吸毒爱滋的反思，可惜，中土现在还在步那60-70年代的后尘，大概还要过10-20年才能"醒"过来。现在，西方出版界开始出版介绍中土"房中术"的著作(注意，不是小说，是近似"学术"的作品)，这种书在我们自己那里大概还在"黄色禁书"一栏里挣扎，在别人这里，可是当作好东西在学习呢。这就是"反思"的重要性么。

由于有更多的女人参加到政治商业媒体学术行业，并进入领导阶层，"母鸡打鸣"的结果，使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将女权主义这个东西引进哲学思考领域。比较积极的有"生态女权主义"和"过程女权主义"。前者代表人物是美国的 CHARLENE SPRETNAK，她的一系列"绿色"著作，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她认为，"现代化"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并没有带给世界和平与安定。现代化的主要表征是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分离主义，父权制度等等，它们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对人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她主张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智慧，基层民主，个人与社会的责任，非暴力，尊重差异，可持续的发展和女权主义，还真有些社会主义的理想呢！ SPRETNAK 毫不掩饰地说，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是挑战西方文化中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的作法，挑战那些在灭绝生态的活动中压迫人(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挑战西方父权主义的分离分化对立人类和穷揭资源的豪强霸道行为。

有趣的是， SPRETNAK 将以阴阳整合与互动为特征的道教精神写在她的著作中，认为那是优秀的文化财富。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另一分支是"过程主义"，她鼓励女性以其本能的"热情，温柔，回应，可变"作为想象和思考的动力，而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刻板的男性思维方式。她们认为"只有当妇女在一个对女性和男性同样尊重的社会中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时，人们才将实现所必须的各种变革，才有正义，享受，秩序和创造。"

这种社会我们以前好象在哪里见到过？见到过又消失了？或者是从来就没有过？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

大学生就不能扫地吗？

雅虎今年到湖北省人才市场招聘大学毕业生，因为问应聘者扫地愿不愿意而惹恼了不少人。一自称可以胜任任何职位的女生愤然离席，然后又折回来怒斥招聘人:你们对待大学毕业生如此无理，肯定招不到人才！一读者投书媒体，称招聘有明确的目标。一个希望做白领或蓝领的求职者，不希望招聘方提供其他无关职位，招聘者作为知名企业，以强势压弱势，跨越了文明招聘的底线。
我一朋友看完这封读者的抗议信，也很愤然，理由却是相反的:大学生怎么就不能扫地？在国内招聘，问一下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人家企业也许吃过苦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1992年有过一段经历。那年她考完托福GRE，正在北京等着美国大学的录取消息。因为她一直没有工作，此时已经弹尽粮绝，便仗着两门外语本事，到一个日本的小公司应聘就职，月薪千元。干了20天，耶鲁的录取通知来了，于是立即辞职，拿了700元走人。
然而这20天的经历，却让她大开眼界。那家小公司刚刚进北京，还处于布置办公室的阶段，不用说扫地、搬箱子、擦玻璃，什么事情都得干。可是雇佣的五六位员工中，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却觉得干这种杂事委屈，特别是有位北大中文系出身的小伙子，总觉得自己是个大才子，在老板盯着的时候还搬箱子，但一看见我这位朋友走过来，把箱子放下就走，意思是这不是我干的事情，你得给我抬，连基本的绅士风度都不讲。我这位朋友当年以浙江省外语类前几名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外文系，要数优胜记略，大概是这些人里最辉煌的。不过，她从小是个黑五类，由外婆含辛茹苦地带大。小时候外婆给她讲过一个故事，对她一生影响甚大:一个仆人被东家解雇了，和女主人结完账，在拎着包裹悲哀地走出门时，看到一个扫把倒在地下，就本能地将之扶起来放好。女主人看了大为感动，马上把她留下来。
据这位朋友讲，当时她就凭着这样的伦理，有什么事情干什么，不去计较。不过她是这几个年轻人中唯一能讲日文的。很多事情要靠她来对付。可办完事回来一看，办公室收拾得没有一点样子，几位大爷在那里无所事事。老板近乎哀求地对员工说:你们怎么不着急？你们难道不知道新买来的家具都要一尘不染吗？
1992年的职场还没有进入独生子女时代。那些中国雇员，其实也非常想讨好老板。但是有些基本观念就是改不过来，缺乏干活的本能，没人盯着，杂事就没人做。许多招聘单位喜欢要创业性的人才。而越是创业，越是什么都要干，你就不能指望有专职清洁工或秘书。当时那个日本老板，看中国员工不抬家具，自己西装革履地也得去抬，总不能看着自己刚刚开始的事业倒掉吧？在美国招聘白领，大概很少有问你愿不愿意扫地的，因为大家该扫地时一般都会扫。你要是雇一些中国的大学生，那就难说了，大学生扫地不是受惩罚，就是别有用心。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每天早来半个小时打扫办公室。坚持了一个月，一位同事终于坦率地问:小薛，你是不是想入党呀？弄得我哭笑不得。所以，真要雇一批大学生，大家不想入党或已经入了，上面的场景很可能出现。同事之间彼此推诿，谁也放不下架子干粗活。雇主要有这样的经历，招人时当然要事先问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这么受不了扫地之辱，美国学生相对而言就无所谓？我看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美国人从小打工。包括一些中高等阶级的子弟，十三四岁就开始打工，一直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他们把干杂事视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刚刚出道的大学毕业生，更觉得自己要从给人打下手起家。比如你要问一个女孩子能否做些端茶倒水清洁卫生的工作，对方大概会甜蜜地回答当然可以。然后还给你摆一大堆资历，说自己上学时怎么在餐馆打工，刷锅洗碗端盘子什么的样样在行。一位普林斯顿毕业、后来当了好莱坞制片人的富家女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她最喜欢端盘子，因为一天到晚对人笑，笑得自己也挺高兴。同时也可想而知，有很多这样的人在端盘子，人们对端盘子的人也就不敢小看。
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通识教育。大学首先以培养一个完整全面的人为目标。学生毕业后，自我意识中也把自己当成一个走向生活的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该扫地就扫地，该编软件就编软件。我们这里的专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专业意识压倒人的意识:你让我扫地？你怎么也不看看我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不是浪费人才，侮辱人吗？所以尽管上面那位大学生声称能够胜任任何职位，扫地却能让她火冒三丈。我们的读者也跟着愤怒，指责招聘单位以其他无关职位污辱大学生。你怎么能说生活中碰到的事情与你无关呢？
大学的普及，就是大学平民化的过程。如果大学生连普通劳动者这样的身份都无法接受，那也就不要指望找工作了。最近一些国际咨询公司调查表明:中国虽然每年有大量大学生毕业，但白领短缺严重，有些跨国公司因找不到人才甚至被逼得考虑撤资。我那位朋友工作20天后，就看出了这一点:那个日本小公司，守着不干活的员工也不敢解雇。因为除了他们，还能雇谁？可见，目前只抱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未免是一面之词。有心人不妨问问高端的企业，有基本工作伦理的可雇的大学生，究竟有多少？

最近看到这篇文章，我对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于现在大学生的蔑视感到十分不满。反过来问这个作者，给你去做扫地工作，又不给高薪水（比如一个月600），你会愿意么？99%都不会愿意。 这是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惰性的。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是不干的，除非逼不得已。多数人其实都是，只要给钱多，就做，如果公司表态该清洁工岗位月薪6K，我相信肯定会有大学生应聘。如果月薪10W，那找个MBA来扫地都没问题。其实工作本就没有高低贵贱，而现在清洁工只是低层次劳动和低薪水的代名词。

先分析一下这里的招聘方雅虎的情况，当然我认为雅虎这里确实有侮辱人之嫌。先不说这个，雅虎是一个大公司、大企业，不可能傻到了雇一个大学生做清洁工，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是找错人了。就好比对着文科出生的毕业生，问他要不要去搞编程一样，大学里并没有开设扫地专业或者保洁专业。Yahoo完全可以去家政公司、或者和物业联系，专门雇佣一个清洁工，每天打扫一次，而这个清洁工在打扫完之后，也可以服务于其他公司，而且手脚利索、弄得干净。大学毕业生未必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而 为什么最好要这样聘请清洁工，为何不用公司自己的人呢？很简单，公司蒸蒸日上，业务繁多，各个员工忙于工作，如果再让其他事情牵扯他们有限的精力，显然不 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的能力（最大限度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

事实上，如今一个单位能给一个清洁工的薪水很低（当然还和社会现状有关，具体内容这里不讨论）。同样这也不是国家培养大学生和家庭培养孩子以及自己培养自己的目的，培养一个大学生可能需要一百万人民币，而一个清洁工，月薪最多能多少，才能为公司创造多少价值？每个人都有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大学生的价值显然不在这儿。作为公司来说，不知道发挥员工的能力，错误的使用这些员工，显然会导致非常大的失误，不知道那些招聘的人是否脑子烧了。

文中所提及的那个日本小公司，是一个刚起步的公司，刚起步的小公司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打理，这个时候，大家自然应该发挥主人翁意识，能做的都做，但是别忘了，为何这些人会去做，也是因为有自己的利益在内，因为他们将来就是老员工，老员工将来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和福利，甚至是将来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变成公司的主人，也算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试想，一个人在自己家里会懒得打扫房子吗，如果自己家里都懒得打扫了，而又不让人来打扫，那确实没救了。反过来说，如果公司老板一开始就没把雇员放在眼里，只是认为是雇佣一下，将来没准等公司上了轨道就开了，或者不会让员工得到晋升、待遇得到提升，那么还是不会有雇员愿意再去多花时间做这些杂事，有这个时间不如去其他地方打工，赚点外快。

对于文中作者朋友的“经历”，只能说北大毕业的那个学生没有绅士风度，而对于这个女士，我觉得做得未必就好。她没钱的时候，就临时找个公司做点事，而在企业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收到录取通知书就拍屁股走人。多数公司都是不会去招聘那种临时工作一段时间就走的人的，尤其是成熟大公司。

又说美国，中国干吗和美国比呢，就说到文中的例子“一位普林斯顿毕业、后来当了好莱坞制片人的富家女”，我认为摆在这里实在可笑，人家有资本，无所谓做什么，想端盘子的时候端端，不想端了就可以走人，想创业的时候就可以去创业，反正有钱，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呢？房子和车还在天上飞呢。而且，即使让这个有钱女的真的再回去端盘子，恐怕也不会那么地情愿，因为她已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是做一个制片人，端盘子的时代过去了，花钱让人去端盘子吧。

总结一下，关于引文的作者的看法，就是认为大学毕业生应该有全面的素质，从小事做起，这个并没有错误，确实应该如此，但并不代表小事就能实现大学生全部的价值。并且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价值的不断提升，这些小事迟早都不会由自己来动手的，除非就停留在某个层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