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不是两性战争

2006年12月02日 08:15:05 　来源：环球时报

●女权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运动之一

●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男女不平等问题

●女权主义激进派的观点被媒体夸张和传播，使许多人误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等

●在不少人看来，女性主义是性别斗争的代名词，即女性将男性打倒，这是对女性主义本意的歪曲

编者按　最近，女权话题备受关注，本月29日恰逢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本报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银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胡传荣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博士就此话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讨论。

有多少女权问题解决了

胡传荣：最近一年，女性频频亮相世界政治舞台，默克尔当选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理；利比里亚出了非洲大陆的首位女总统；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的韩国出现了女总理，而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国中期选举也产生了众议院的第一位女议长。由此，许多人惊呼女权主义运动到了新高潮，女性掌控的世界即将到来了。

李英桃：经历了19世纪中叶争夺选举权、教育权为主要目标和20世纪中叶消除两性差别为基调的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之后，女权运动发展再次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过，与两次浪潮相比，当前的国际女权运动虽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具有震撼力，但已经在前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将运动推向纵深处，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了先辈们可能根本无法预想到的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权利，好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并逐步在实践中得到基本解决。但在微观层面上，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妇女贫困、识字率、暴力侵犯等等。

李银河：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女权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运动之一。以前，妇女仅仅只是为了追求一些平等的、应有的地位，比如，选举权、教育平等、社会尊重程度等，但现在女权主义已成为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女性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另外，当代女权主义思潮也向所有现存的范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包括知识基础、话语体系、价值体系等等。以妓女为例，在以前，男女老少都唾弃妓女，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改用了“性工作者”一词，不少国家也成立了相关组织和制定措施，保护性工作者，包括前段时间，我国东北某市为防治艾滋病，为性工作者举办讲座，并向她们免费发放了安全套。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卖淫问题的本质是贫穷，不能只靠严厉的法律来一举解决，加强道德教育，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来解决才是关键所在。这种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同样出现在许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一夜情、同性恋等等。因此，整体感觉，女权主义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又一个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李英桃：当前的女权运动呈现三个方面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女权运动进入了多样性、多元化的时代，允许各国妇女运动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二是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不总是同步的。日、韩等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妇女地位并不尽如人意，而在纳米比亚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妇女参政比例却相对较高。三是不能仅看妇女地位绝对值的提高，还要认清妇女相对于男性的地位问题。比如，北欧等国女性从政比例较高，但这些国家许多男性并不想从政，而是去从事更赚钱、更有地位的工作了。

到底什么在阻碍女权运动的发展

李东燕：女权主义也有另一面，让我先讲两件事情：一是去年哈佛校长萨默斯因其“女性很难成为科学家”的言论被迫辞职。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女权问题似乎与主权问题、种族问题、人权问题一样，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道德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言论自由或者可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从国家到国际组织，谁都不会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表示公开反对，即便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大概也抱着一种“好男不和女斗”的态度。

第二件事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夫人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当她对曾做过小学教师和图书馆管理员工作的布什夫人表示不屑的态度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广大选民认为她歧视家庭妇女。尽管她一再道歉，但连民主党也承认，克里夫人的态度对其丈夫的选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使我们看到，如今，人们对各种激进女性主义及各种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言行可能更宽容，更习以为常。但在全球范围，人们似乎除了对保障妇女基本人权和不歧视女性原则能有一个基本认同外，对妇女到底应该有哪些权利，应该得到怎样的尊重以及应该如何定义和实现“两性平等”这类问题，仍然有非常不一致的回答。例如，女性主义者“谴责”联合国是一个“男人的组织”，建议秘书长选举要考虑性别平等，但问题是制定怎样的“平等”程序才能产生出一个保障两性“平等”的结果。

李英桃：这也让我想起今年初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州长竟然签署了反堕胎法案，后来，全州公投，以微弱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可见，女权运动在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男权回潮”。不过，“男权回潮”不是什么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只不过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不同力量对比的消长，会产生不太相同的影响。

胡传荣：这是阻碍女权运动发展的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女性在贫困人口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执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更加剧了她们的困境；发达国家新保守主义的上台使女权主义者受到攻击。国际社会通过的有关实现男女平等的文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不少国家建立的旨在推动男女平等的政府机构形同虚设，这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李东燕：在不同国家，在不同宗教、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男女平等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制约男女平等的因素自然也不尽相同。在我看来，女权的发展障碍有三点：第一，在尚未摆脱贫困的地区，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生活的窘迫，是女性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主要原因。如果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他们显然会选择男孩子。那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谈不上维护妇女的基本权利。第二，传统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一些极端原教旨性的宗教，仍然妨碍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妨碍着女性追求平等权利，这不是轻易能改变的。第三，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男女不平等问题。20年前我找工作时，一些单位的人事部门就说不愿意要女生，尤其是女研究生，因为她们会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情。现在仍然是这样。面对同样的机会，女生只有比男生做得更好，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市场化、私有化助长了唯利是图的竞争，削弱了政府的干预，加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业已制定的保护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的规定得不到遵守，或被大打折扣，私营企业侵害女工权利的行为屡见不鲜。

女权主义在中国被丑化了吗

李英桃：“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两个词，大家刚才是混着用的。这当然是英文feminism的两种译法。但现在大多数人却常用“女性主义”一词。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女权主义常常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究其原因有四点：一是女权主义激进派的观点被媒体夸张和传播，使许多人误认为，女权运动就是同性恋上街、妓女游行等；第二、女权主义起源于欧美。几十年前，中国舆论批判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三、男性中心主义者不愿意失去男性既有的统治地位。他们常常举男女等候电梯的事例来嘲讽女权主义者：如果男性先按电梯按钮让女士先进，女权主义者会说，这是贬低女性的能力,女性连按按钮的能力都没有吗？如果自己先进电梯，女权主义者会说，不讲“女士优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些显然是对女权主义机械主义的理解。

当然，不仅仅中国不少舆论和男性中心主义者机械地理解女权，就连女权主义激进派本身也非常机械地照搬理论到现实。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年代，一些女权主义的激进派讲求所谓“胸前平等”，把男女的生理差异平等化，自然受到许多人的抵制。而在家庭内部，激进派也机械地运用理论，甚至无故挑起两性战争。实际上，这些都与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男女平等目标相悖。二十多年前，美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就曾经组建了一些权力平行的、内部没有等级制的团体，结果这样的团体并不能有效地工作。因此，女权主义者必须反思，其追求平等、反对等级制的目标如何与现实中对某种等级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李银河：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近百年来，经历了数次革命，中国女权的发展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快。如今，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非常务实，不擅理论。它只是就问题说问题，并不去涉及总体规划和前景。它只讲策略，不讲战略；只讲具体，不讲抽象；只讲个人快乐，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比如，她们用平行思考方式，把强势者摆在弱势地位，例如尝试说“四海之内皆姐妹”、“张玛丽先生”、“我们天上的母”之类的话语。她们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只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点事来改变它，也希望通过写作表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她们会在公众场所遇到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笑话时说：我不认为这个很好笑。她们也敢于使人感到不舒服，敢于发问：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是男人？为什么男人不分担家务？

胡传荣：在中国，女性主义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在不少人看来，它是性别斗争的代名词，即女性将男性打倒，确立自己的至尊地位，或是让男性都变得娘娘腔。也有些人把女性主义看成是旨在培养贤妻良母的理论。国内偏重于就事论事地谈论女性主义，而没有将它同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女权思潮与整个社会思潮通常处于疏离状态。如今，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看，似乎遇到了新问题，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了一部分人陷入了道德真空，某些人看似打着女性主义、性解放的幌子，其实上是某种道德虚无主义，是对女性主义本意的歪曲，实际上伤害了某些女性。因此，如何确定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当务之急。

李银河：在我看来，这至少可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差的女性参政问题，女性参政都有明文规定，女性必须达到多少比例。如果没有这个比例规定，女性参政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还有，我们社会各大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女性比例也偏少，难道女性真的缺乏管理人才吗？另外，女童失学问题；大学女生比例、女性就业机会、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流产女婴、杀害女婴、遗弃女婴问题；女童营养较差的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男性不分担家务劳动和女性工作家务双重负担问题；社会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各类传媒中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等。

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本次讨论由王文主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