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

在女权主义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184）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权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权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上述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每一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的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作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11）此外，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Lacan ）和德里达（Derrida）。
　　　　一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14）对此，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大型理论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是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父权制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人的位置。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丹尼•贝尔用语）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人”、“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
（二）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180）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exercised）而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而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Bazilli，20 —21）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anti —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提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权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后现代女权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它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它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
（三）关于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观点。 福柯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normalisation）及惩戒凝视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
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权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妇女。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权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愉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191）
（四）关于身体（body）的思想。后现代女权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 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
前文曾提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Annie Leclerc）看来， 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这样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采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身体快乐）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303）
（五）关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前者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后者则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
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权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
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做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Freud ian essentialism）， 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重视。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不赞成力比多（性动力）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bisexual）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二
后现代女权主义自出现以来就遭到各种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postpolitical）倾向，批评来自女权主义运动内部。 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刚刚成为她自身权利的主体之时，后现代主义就剥夺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权利。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Brodribb，45—46）这一质问颇有深意——女性一直被当成历史的被动客体，正好在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想作历史的主体可还没有作成之时，主体竟被否认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这里有一点阴谋的味道。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坐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
传统的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还在于对身分认同和对主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的和变化的，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并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这类词汇，会于无形之中加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与生俱来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实际上，“女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权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争取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毁弃了学术上的许多重要分类，解构了女权主义的政治活动。她们提出，如果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那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学。男女两性的分类是政治学已经确定的分类，对两性分类的批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可能性？认知的无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经被理解为政治学和政治信仰的终结或消解，女权主义在这场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仅仅对那些有权的人讲话，或者就干脆什么也不讲。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所在，忽视了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而这些真实的身体是能够产生道德与政治上的压迫的，例如暴力和强奸。强奸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而且丧失在现实中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适用的宏观理论不复存在，实践和经验该怎么办？女权主义运动应当设定什么样的政治目标？
（二）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指向其认识论。不少女权主义者难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性别、种族、阶级这些概念的作法，而主张代之以丰富其内涵。后现代主义使一些女权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它对过去那些激烈论争的问题的全部假设和框架都作了重新解释。在公众的心目中，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和妇女运动的思想渊源是启蒙主义话语，其中包括权利、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等，直到最近，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妇女运动的这一认识论沿革才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为女权主义带来的最大威胁首先在于它对单纯知识的威胁，就是那些人们已经接受了的简单理论，那些能够告诉人们如何为自身的利益去行动的理论，那些过去女权主义一直简单接受下来的话语，如自由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启蒙主义等等。人们过去简单地接受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以为它是普遍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这种价值中立是对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对研究的主体而言，即研究者是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对研究的过程而言，即研究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发现对象的真实情况。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就都是不可靠的了。
批评者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相信意义是多元的和非确定的，假如你清楚明白和令人可解地写作，那么你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一个人必须二者择其一：或者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而放弃女权主义；或者完全拒绝这一立场。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就必须抛弃女权主义，服从于那个有害的、不友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哲学。
她们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标榜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批判，而这一点恰好同女权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共鸣，所以能够引起女权主义的好感，可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波伏瓦的著作就是基要主义的（foundationalist），是建立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之上的，因而是应当被否定的。否定波伏瓦也就等于否定了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
（三）不少女权主义者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男权意识这一角度来批判它的。这种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对男性的意识形态缺乏分析批判，简单地接受了福柯、德里达、拉康这些人的思想，甚至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认为，她们还是在使用男性的话语，好像不使用男性话语的女性就要受到惩罚；好像女权主义的理论也必须从男性理论中推衍出来，并不是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新知识。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主义是父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例如福柯最喜欢的作家是尼采和萨德（Sade）。虽然福柯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对性的“自然秩序”表示质疑，但由于他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异性恋霸权对女人的伤害。她们还批评福柯在强奸者（男人）和被强奸者（女人）之间，是为前者辩护的。总的来说，她们认为福柯基本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androcentralist）。
有批评者认为，虽然福柯的身体论可以帮助女权主义克服本质主义和生理主义，但是福柯对性别的决定性影响注意不够。此外，他把人仅仅视为“身体”，对个人其他方面的经验过于忽视。还有人批评福柯只强调自我，忽略了他人，好像个人是孤立的。福柯虽然讲到权力和知识的统治致使身体受到制约而成为驯服的身体，但他从未直接提到过“男性统治”这种状况本身，他所讲到的权力总是针对着所有人的。此外，当福柯讲“身体”时，没有把身体分男女，而男女的身体是有区别的，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女人不仅同男人一样，受到对身体的种种禁制，还要去刻意追求正确的尺寸和体形；如果女人不够驯顺，就会失去男人的宠爱和亲近，会失去获得后代的机会。这些问题从未进入过福柯的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失。
福柯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十分奇特，他仅仅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女人在同男人的关系中处于生理上的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他从未研究过妇女问题，只研究过自我的性别认同。他认为，性别认同不应当成为自我的基础；性实践也不应当成为权力统治的对象，这一权力包括去为性下定义、命令它和为它分类的权力。因此，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福柯之所以受到女权主义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侥幸，因为他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这种注意的事并不很清楚。他不像同时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关注的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那样直接讨论过妇女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福柯式的女权主义（Foucauldian feminism）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既赞同福柯又是个女权主义者。
但另一些人却反驳说，福柯式的女权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二者确有相吻合之处，福柯关注的许多论题都与女权主义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例如，女权主义者和福柯都看重文化而不看重自然；二者都十分重视性的质量和行为规范；二者都把性的问题视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二者都把政治的领域扩展到了与个人领域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上来；二者都批判生理决定论和传统的人性论，二者都怀疑人文科学中隐含着统治的现代形式；二者都不把知识的增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是指出，随着知识的一些特殊形式的增长——如医药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微妙的社会控制机制；福柯向“性别是自然的”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女权主义亦如是。
比较温和的批判者提出，对后现代主义应当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一部以《反对福柯：福柯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标题的论文集中说，女权主义反对福柯的武器之一就是他对知识和权力的性质提供的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关于现实与真理、因果关系、自由与体制的关系这些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史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想法。正是福柯使女权主义开始怀疑这些一向以为是真理的东西。福柯并未直接向女权主义挑战，其本人似乎还同情妇女想要改变目前权力关系的欲望。由于他的著作对于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权主义政治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女权主义应当特别注重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参考文献　Bacchi,C.L. Same difference,Femin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Allen and Unwin,1990.　Bazilli,S.(ed.) Putting Women on the Agenda,Ravan　Press,Johannebury,1991.　Brodribb,S.　Nothing Mat(t) ers: A　Feminist　Critique　ofPostmodernism,Spinifex Press,1992.　Coole,D.H.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From　Ancient　Misogynyto Contemporery Feminism,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Kourany,J.A.et al.(ed.) Feminist Philosophies,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92.　 Martin, R. "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Foucault,October,25,1982"in Martin,L.H.etal.(ed.) Technologies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Amherst: 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　Ramazanoglu,C.(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3.